首部纪律处分条例是如何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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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8

  ”上述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少工委强烈谴责亵渎红领巾的行为  关注到网上这些佩戴红领巾的不雅视频后,全国少工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通报情况,并一直密切关注案件查处工作进展。在警方对涉事人员和平台进行依法处罚之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网上出现有人不良佩戴红领巾的视频,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十分愤慨,第一时间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坚决积极依法争取、推动,依法推动肇事企业整改,依法推动当事人受到应有的处理。目前警方作出的决定,依法处理程序充分严谨,处置有力,彰显了正义,维护了红领巾和少先队组织的尊严。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自我循环能力强,工农业产品供给充足,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强的基础,预计今年后期价格总水平有望保持总体稳定。”孟玮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平稳。

  除了带宽更宽之外,5G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低时延性,达到人类所不能察觉的速度。目前来看,5G将主要应用于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等领域,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2016年,5G技术研究试验启动;2018年,多地开展5G试点;2020年,5G全面投入商用。中国5G正按照规划时间表有序发展,并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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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专项巡视问题整改工作,立说立行,即知即改。

首部纪律处分条例是如何出台的

2018年10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施行。

追根溯源,1997年2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下称“首部条例”)是其原版。

作为一个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何直到1997年才制定第一部纪律处分条例?其历时长达九年,十五易其稿,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曲折?它有着什么样的时代烙印和历史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高层深刻认识到无法可依、无纪可依是之前发生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 ”痛定思痛,制度建党逐渐成为全党的普遍共识。

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8年开始起草首部条例。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一些腐朽思想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对外开放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进来了。

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原则也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 特别让党内外深感忧虑的是,奢靡浪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现象蔓延起来。 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乔石尖锐地指出,“在为数不少的党组织和党员中,包括某些领导机关中,纪律观念淡薄、纪律松弛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有的还比较严重”,并列举了七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对此,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因此,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纪律处分法规越来越迫切。

党的十三大后,为准备第二次全会,中央纪委组织调查组听取各级纪委意见,当时自下而上普遍反映,党内的立法太少。 有人认为当时纪检部门执纪用的是“经验法”“比较法”“习惯法”“气候法”“权力法”。

顾名思义,“经验法”“比较法”“习惯法”就是按个人政策水平和工作经验去比较平衡、执纪执法;“气候法”指风头上就严,比如严打期间从严从重从快处置;“权力法”则指用权力干涉案件处理。

因此,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同样的案件处分悬殊。 各级纪委都表示,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搞一个全国统一的执纪标准。 根据这些情况,中央纪委在1987年纪检工作安排中提出:“研究制定量纪标准、纪检工作条例,这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

”1988年,在其工作要点中提出要着手做“全国性的量纪标准”。

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1988年3月组成首部条例起草小组,着手起草工作。 历时九年,十五易其稿,首部条例终于在1997年出台起草首部条例,政治性很强,且无前例可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为制定一部经得起检验的条例,起草小组作了极大努力。

一是充分调查研究。

起草小组在工作之初,组成多个小组到有关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北戴河、南京、郑州等地召开座谈会,就关键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二是充分吸纳各地探索经验。 制定首部条例尽可能参考了地方党纪处分条例和相关规定。 时任河北省宽城县纪委审理室主任的王海玉回忆,他刚到县纪委不久,研究一名乡长倒买黄金案时,有的常委提出给开除处分,有的提出给撤职处分,也有的提出给警告处分。 如此大的分歧,他认为就是缺少统一的量纪标准,因此组织制定出宽城纪委版党纪处分条例,并将其寄给中央纪委审理室。

中央纪委鼓励说:“作为县级纪委搞出这样的条例,非常难能可贵,望积极实践,不断完善。 此条例供在制定全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时参考。

”三是广泛征求各地党政机关意见。 首部条例起草正处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时期,各种政策、法规尚在不断完善。

再加上起草时间跨度长,实践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进步,起草小组先征求意见再修改再征求意见,如此循环往复。

四是广泛吸收各方面力量。 参与起草工作人员非常广泛,不仅有各级党委、党的工作部门负责人,也有各条战线的普通党员,还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专家,尽可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起草小组在拟定首部条例提纲后,及时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委征求意见。

此后,又将第二、三、五、六、九稿下发征求意见,并召开座谈会讨论修改。

第九稿发出后,陆续收到很多意见、建议和资料,起草小组又修改了六稿,直至第十五稿才定下来。

这样,历时九年,十五易其稿,首部条例终于破茧而出,1997年2月27日由中共中央发布试行。 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烙印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开创性纪律法规首部条例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3编,共13章172条。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首部条例基本奠定了历次条例的框架,可见它是一部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党纪法规,其内容全面、特点鲜明,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

一是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优良传统。

这一点,可以从首部条例一个指导思想、两个基本依据和三个理论支点的总体构思上体现出来。 其中“一个指导思想”即开篇第一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首部条例阐述的七类错误中,政治类错误即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居于首位。 二是注重与法律相协调。 宪法和法律是制定首部条例的根基。

首部条例中关于违纪行为的规定,多数都直接引用刑法等有关规定。

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起草首部条例的过程中,刑法正在进行修订。 首部条例实施后,可能面临与新刑法有出入的情况,那该如何解决?起草小组有一个明确原则:有出入的地方参考刑法处理。

三是突出经济领域的党纪约束。

改革开放之初,相当数量的干部因经受不住利益诱惑而被腐蚀。

1982年,邓小平指出:“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4年后,他再次呼吁要抓紧处理经济犯罪案件。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行为引起老百姓强烈不满,成为突出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依规依法处理经济违纪干部成为燃眉之急。

因此,首部条例对经济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条目数量,竟达组织人事等违纪行为的4倍之多。

首部条例是党的纪律建设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首部条例出台前,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党章的具体补充,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内法规,但党章、准则等不可能对纪检工作作出详细规定。 首部条例的出台,结束了以往无纪可依的状态,标志着党的纪律规范和纪律处分进入科学化、规范化阶段。

首部条例还实现了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

它不仅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更是对实践中新鲜经验的总结,以问题为导向,以满足实践需要为目标,实现了制度的与时俱进。 比如,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经济违纪问题,对党员行为开出“负面清单”。

首部条例出台后,中央纪委、监察部采用电视等手段深化对党员的教育,拍摄了有关首部条例的系列电视片,一定程度上在党员干部中间起到了“普纪”的作用。 (王瑾)(责编:宋美琪、张莉)。